董狐之笔

《开卷》行世十八年，刊末记录编读往来的《开卷闲话》也就跟着写了十八年，且先后分为十编结集出版。第十编付梓之际，董宁文先生曾向我征一小序，因事稽迟，未能交卷而书已开印，只得歉然搁笔。自新一编起，《开卷闲话》改称《闲话开卷》，宁文先生旧话重提，再申前令，推托无由，只得勉强应命，搜索枯肠，彷徨斗室，也写不出几句像样的话，私心深以为苦。于是找来以往各编《开卷闲话》的序言，一一翻读，寻求借鉴，却见篇篇神完气足，题无剩义，我只有更加迷茫。“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面对同题的高妙篇章，李白尚且束手，何况我辈庸凡。王徽之访戴兴尽可以掉头而返，祖咏应考意尽可以昂然出场，我却不得不在进退两难中张皇失措，想起宋人“只因误识林和靖，惹得诗人说到今”的名句，悄然叹一口气，陷此窘境别无他故，也只因误识董宁文吧。

第一次见到宁文先生，我就形成一种深刻的印象，觉得他总是不断地在外奔走，书展、画展、讲座、研讨会、纪念活动，到处可见他匆匆来去的身影，肩挎的书包里永远装着最新的《开卷》，随时随地取出送人。这种天涯背包客、文化独行侠的作风一直延续至今，从未改变。同样不变的是他一手编印的《开卷》，从编辑方向、装帧风格、基本品质、印张数量、开本大小到发行渠道，都是一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架势，甚至于“天变道亦不变”，主办方从凤凰读书俱乐部改为卧龙湖书院再改为问津书院，《开卷》仍是《开卷》。在这个急遽变化的时代，很多人一转眼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居然还能有这样一种长守故我、气定神闲的读物，无论如何都要算是个奇迹。

我逐渐发现，围绕着《开卷》，编者、作者、读者们已经组成了一个相对松散又不失紧密的文化聚落，每个人既是独立的精神个体，又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大家互相取暖，彼此砥砺，既相呴以湿，又相忘于江湖，在读书界形成一种独特的精神聚居现象。开卷文化圈构建的过程中，《开卷闲话》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开卷闲话，关键在于闲，不正襟危坐、高不可攀，不胁肩谄笑、居心不净，不带功利目的，不设思想禁区，不衫不履，不枝不蔓，一如《开卷》的文风，质朴、明快、简洁、生动、直指人心，背后隐隐透现一种平和中正的理性。

宁文先生早年曾经习画，一笔写意山水具见别才，我曾戏言他是为江山作董狐，至于撰编出版《开卷闲话》与《闲话开卷》，那更是为《开卷》乃至整个读书界作董狐了。中国古代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不溢美，不隐恶，据事而记，无私无畏，《开卷闲话》的用心亦约略近之，是以董狐之笔为现代读书者传神写照，进而为读书界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我翻阅《开卷》时曾发现少量篇章可能存在认识上的问题乃至部分常识上的错误，一时多事，不能已于言，在给宁文先生的私信中略陈管见。事后发现他竟将信的核心内容摘录下来，揭载于后一期的《开卷闲话》。我致电抗议，说本无责备贤者之心，不过是善意的提醒，这样公开示众，未免太不留余地。他笑称《开卷》倡导正常的批评，要我不必多所顾忌。又有一次我对某一辑《开卷书坊》的装帧大为不满，跟宁文先生通信时口不择言地讲了几句刻薄之论，他照样毫无隐讳地收录进《开卷闲话》，雅量与识力令我既惭且佩。“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不同意见的商榷在《开卷闲话》乃至整个《开卷》中时时可见，大家都保持着君子之风，就事论事，以理服人，足证一种健康的文化生态在开卷群落内部已经自然成形，宁文先生的苦心得到了最好的报偿。

每个人的历史是自己书写的，而《开卷》的历史则由所有参与者共同书写。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卷》的董狐不是董宁文一人，而应当将所有《开卷》的作者与读者都包括在内。我误打误撞在这个圈内走了一遭，深感荣幸之余，仍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谨集唐为律，聊志因缘，并以就正于宁文先生及诸同好：

凤凰台上凤凰游，（李 白）又泛轻涟任去留。（罗 隐）

岂有文章惊海内，（杜 甫）更无鹰隼与高秋。（李商隐）

为分科斗亲铅椠，（陆龟蒙）醉下茱萸饮酒楼。（谭用之）

开卷固难窥浩汗，（薛昭纬）依稀相似是风流。（孙 鲂）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戏曲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