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快要解放了,父母去了台湾，丢下了一家人，从此，戴上了“家庭成分”不好的帽子。虽然进单位时表格上也填了家庭情况，也许有关方面看我年纪小，不会有啥问题，就把我这“家庭成分”漏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旦把我家庭成分透露出去，必会遭殃、倒霉！故平时我只好装着“闷声大发财”，不敢多说话；老实做人，领导叫啥就做啥，从不犟头倔脑；开会时也不敢坐到前排，孤单一人坐在角落里，听别人发言，自己也不敢乱插嘴，生怕被别人抓住把柄，“吃不了兜着走”，夹着尾巴做人！
那时履历表非常之多，每年都要填上两三次。老实讲我对填表很害怕，生怕家庭成分被泄露，造反派就会胡来！但怕又有何用呢？一份份表格还是照样向你飞来，叫你不得不填。一天我接过表格，躲在一旁，做贼似的用左手挡住表格上的字，右手拿笔填写。眼看别人表格都已填好交了上去，而我还在磨磨叽叽的，考虑来，考虑去，不敢轻意下笔。一个同事走到我的身边，伸手把我手中的表格拿走，对我说：“人家表格都早填好了，就剩你还在慢吞吞的，拿来，我来帮你交上去！”我知道他对我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才会这样的；更不知我的内心在想些啥，这不怪人家，只能哀求他把表格还给我。当我拿回表格，蹦跳的心一下子落了地，拍了下胸脯：乖乖，好险啊！为没把家庭成分泄露而庆幸！
那时像我这样的人想入党很难，首先政审这道关通不过；不入党，你再有才能，也不会受到重用。年轻时我就爱好写作，常为一些报刊写稿，还当上了企业报的编辑，尽管我工作“卖力”，但我还是不敢提出申请入党。同事们见我这么积极、勤劳还入不了党，背后指指戳戳，对我进行议论。这个说我历史有问题，那个说我可能干过啥坏事。众说纷纭，说啥都有。我只好将苦水往肚里咽。
因为我爱好写作，被上海作家协会看中，把我当着培养对象，每月一次到作协学习。我们当中不少人当时都被批准为作协会员，而我始终不敢申请。老作家王老师对我说：“小张，作协这样培养你，你干嘛不申请加入作协？大概你不好意思吧，不要紧，我去替你拿份入会的表格让你填，你稍等一会。”我急忙追上前去把他拉住，说：“王老师，我现在加入作协条件还不够成熟，等我写作上取得一定成绩再说。”其实，那时我何尝不想加入作协呢？原因是我家庭成分不好，就是填了表格也是白搭。从此作协通知我学习，我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加以推托。
文革结束后，“家庭成分”这条政策永远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再也不用害怕了，我大胆地告诉人们：我是台属，老爸老妈都在台湾！从此我也从“臭”变“香”， 我参加了台联会，参加了区台办对台写作组、儿童文学作家研究推广学会和文联的文艺家协会等。这里请那里叫的，使我成了个香饽饽。几年前我被推举为上海市优秀对台宣传工作者和区十佳台属，多次随区台办人员去各地进行交流，要我发言，我滔滔不绝讲起自家有关台湾的故事。我写的文章多次在大陆和台湾报刊上发表；其中有曾在《新民晚报》发表的《台北寻表妹》被中国作家协会看中，在该会档次较高的《作家文摘》摘录刊用。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啊！
我多次去台湾祭拜父母，游览了美丽的宝岛，接触了许多台湾老百姓，深深体会到两岸同胞是血肉相连的一家亲。我妹妹全家也多次来上海看望我们，两岸亲人紧紧相拥，喜泪横流，泣不成声。尽管我们父母亲已经去世，但我们心里仍旧怀念着他们。每次我去台湾为父母祭拜，都恭恭敬敬地为老人家献上鲜花，磕头祭拜，在墓前我大声疾呼：“爸爸，妈妈，我们看你们来了！现在那种苦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可以大大方方来祭拜你们了！”
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予我最大的好处，你说，我们怎能不感谢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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