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借人称借条原件被借款人撕毁，因此持借条复印件及自己凭记忆制作的“模拟借条”各一份向法院起诉，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竟获得了法院的支持。这是怎么回事呢？
2014年7月22日、10月9日、10月15日、11月20日，谷光因生意周转需要分别向毛琳借款10万元、5万元、5万元和8万元。后因还款发生争议，毛琳将谷光及其妻钱丽告上法院。
毛琳向法庭陈述，双方首笔借款口头约定一个月后还款，谷光未能按期还款，为保障自身权利，自己于9月18日找钱丽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11月20日，谷光再次找毛琳借款，由于之前10月9日、10月15日两笔借款约定的还款期11月15日已过还款期，谷光表示希望延迟几日，届时数笔借款同时归还，因此将后三笔借款合并成一份借条，约定于11月30日前还款，并由钱丽作担保。
2014年12月2日，谷光谎称归还全部借款，将原告约至某宾馆。原告将2份借条原件递给谷光。岂料其竟趁原告不备，将2份借条撕毁，并迅速扔到卫生间马桶冲进下水道。原告拖拉不住，谷光匆匆逃离现场。原告立即报警，向随即赶到的处警民警反映相关情况，由于7月22日的借条自己家中留有复印件，11月20日的合并借条没有复印件，原告在民警的要求下根据记忆制作了11月20日借条的“模拟借条”，以还原借条情况。
为证明相关事实，毛琳提供了借条复印件及“模拟借条”，分别载明“谷光于2014年7月22日向毛琳借款10万元”，“谷光分别于2014年10月9日、2014年10月15日、2014年11月20日，三次借毛琳人民币合计18万元，2014年11月30日前归还”，落款为借款人谷光签字（落款时间分别为2014年7月22日、11月20日）及钱丽作为担保人签字（落款时间分别为2014年9月18日、11月20日）。原告同时提供了四份相应时间和金额的银行转账凭证及12月2日公安机关接处警记录。
庭审中，被告谷光、钱丽认可四次借款的事实及借条上的本人签字。但认为借款均系短期借款，前三笔借款均已还清，原告也将借条原件交给自己销毁，不存在合并汇总借条及所谓的“模拟借条”。针对12月2日双方纠纷情况，谷光称当日自己将原告约至宾馆是为了归还最后一笔8万元借款，但因原告索要高额利息引起争议，自己将借条撕毁后离开。为证明还款事实，谷光提供了2014年9月7日、8日分三次取款8万元的银行凭证，称用于归还第一笔10万元借款，11月15日、20日取款各4万元、8万元凭证，称分别用于归还10月9日、15日各5万元的借款。原告对被告辩称的还款情况不予认可。海安县法院经审理认为，两被告虽辩称不存在借条汇总的情形，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原告毛琳对于两个版本借条的由来陈述符合常情，且两被告认可借款事实及借条上的自身签名，因此，原告提供的借条虽为复印件和模拟件，但足以认定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
至于还款事宜。被告提供的取款凭证取款数额与借款数额不完全一致，结合首笔借条复印件，如果9月7日、8日取款后确用于还款，不应当存在9月18日钱丽再予以担保，11月20日从银行取款用于还款当日又再借款，与常理不符，而被告又不能进一步证明偿付事实，故对被告的该项还款辩称法院不予认可。谷光提出12月2日归还毛琳8万元并撕毁了8万元的借条，但宾馆监控以及公安机关处警记录显示，谷光进入宾馆登记时将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随意放在大堂他处，转而到前台登记，因此公文包中存有较大数额现金的可能性较小；如被告随身携带8万元，外貌特征应当有所体现；且如果谷光当天还款8万元且撕毁的是8万元的借条，在发生争议有他人出现后完全可以说明情况，而无需迅速离开现场，故法院对于被告的该项辩称不予采信。综上，被告对借款数额无异议，法院确认被告谷光、钱丽尚欠原告毛琳借款本金28万元；两被告辩称案涉借款均已归还，证据不充分，法院难以采信，故依法判决被告谷光、钱丽归还原告毛琳借款28万元。
两被告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起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承办法官刘晶晶介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在双方认可民间借贷事实存在的情况下，当事人对民间借贷合同是否变更及履行发生争议的，应由负有履行还款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中，虽然原告毛琳仅能提供借条复印件及“模拟借条”，但两被告谷光、钱丽认可借款事实，则作为民间借贷的借贷方，应按约履行还款义务，对其已经还款的辩解负有举证责任。两被告提供了相关银行取款凭证，但仅能够证实取款事实，无法单独证明取款实际用于归还原告案涉借款。被告辩称款项已还清且前三笔借条原件已合法销毁，根据其自认借条上担保人本人签名、所陈述的还款情况瑕疵、不能说明借条在什么情况下取回等关键事实，结合双方在宾馆发生纠纷的原因、经过、报警情况及监控视频等证据，对其主张已偿还借款的抗辩，法院难以采信，故作出上述判决。（芦霞 刘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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