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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校园暴力呈现群体化特征：在有同伙参与的情况下，施暴者的心理负疚感会减弱；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也让暴力事件带有“跨学校，多联系”色彩。治住打“群架”，需要及早预警，迅速应对。重庆的做法是推进派出所与学校合作，加大校园及周边巡逻巡防力度，并与群众建立联系机制。部分学校还尝试组建学生护校队，一旦发现有暴力事件的苗头，及时通报，将其遏制在萌芽状态。
对于重庆女孩李妍（化名）来说，半年多前被同学毒打的一幕幕场景，至今难以忘却。
“她们甚至声称要逼我卖淫”，李妍说，“我被打了好多次，到最后实在是害怕了，才对家里说”。
学校和公安机关相继介入调查，施暴者是两位年仅17岁的女生。一面是殴打侮辱，一面是花季少女，人们很难把两者放到同一画面中。究竟是什么让她们向同样稚嫩的伙伴举起了拳头？预防和治理校园暴力，当地又想到了哪些办法？记者在重庆进行了调查。
【施暴】
打人者并不认可暴力
但有同伙胆子就大了
李妍的噩梦开始于今年春天。
在自己所在的重庆某中学，两位同学仅仅是因为怀疑她向老师“告小状”，就多次在校内校外对她进行殴打侮辱，导致其身体受伤。李妍出于害怕心理，选择了沉默，没有报告老师或家人。
但在某次殴打时，打人女生威胁要她卖淫，并且与校外男子进行联系。李妍吓坏了，不得不告知家长，学校和公安机关等随即进行了调查。
在这起校园暴力案件中，打人者的漠然让人震惊。“第一次殴打过后，施暴者只要无聊了就殴打，觉得殴打折磨同学心里有种快感。”负责此案的检察人员向记者介绍。而在讯问期间，打人者在供述案情时表现淡漠，仿佛事不关己。当检察人员要求其自我剖析犯罪的原因时，对方先是沉默不语，在检察人员的引导之下才抽泣不已，很久后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重庆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秘书长、心理咨询专家童新曾介入过两位打人女生的心理咨询。据童新介绍，该个案的两名施暴者，在家庭教育上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一名因父亲是服刑人员产生了自卑心理，内心有委屈、愤怒的情绪，一直压抑在内心，心理状态很差；另外一名由于父母对其教育主要是拳棒加责骂，从小和父母没有建构起良好的依恋关系，对父母接纳度和认同度比较低，其内心愤怒情绪和无助感较强。
童新提到了一个细节，其中一名打人者自述并不认可打人的行为，但有同伙一起打，胆子就大了、不害怕了。而对同学实施殴打后她内心很难受，还给被打女生倒了水，对于打人这件事情，她内心也是矛盾的。
“其实，施害人并不是本质很坏的孩子，只是受害人的行为恰好将施暴者的情绪激发，将对过去所有人的情绪一并转移到受害人身上，对受害人实施暴力，目的是以破坏性的行为宣泄积压的负面情绪。”童新说。
【警方】
网上对骂，线下约架
呈跨学校、多联系特点
“校园暴力的产生，有家庭、学校、社会和孩子自身等方面的原因，家庭原因是主要根源。”童新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父母的爱让自己感受到的是压抑、痛苦、无奈、无助，孩子会有宣泄情绪的需要，很容易将负面情绪转移到他人身上；而亲子关系建构不足时，孩子对父母的依恋心理未获得必要的满足，孩子会转向外面，与其他人建立关系，有时为了稳定关系，会认同和参与一些自己并不认同的行为，所以很多校园暴力行为都是以群体形式进行。
童新认为，除了关爱缺失，有时父母对孩子过度溺爱和控制，导致孩子行为规范性及人生观建构方面都比较欠缺。“具体表现为处理问题随意性比较强，过多关注‘我’的需要，比较忽视环境规范及他人感受，这样也容易导致暴力事件发生。”
除了家庭因素，在现行重学习成绩、轻成长指导的教育模式下，成绩排名、择校，都容易使孩子自我价值感降低，自尊心受损，认知偏离，积怨情绪加强，加上孩子成长中逐步积累的负面情绪，都需要找宣泄的通道，而在德育教育和心理辅导没有及时跟上的情况下，出现了问题。
重庆市沙坪坝区新桥派出所，4.8平方公里的辖区范围内分布13所学校。
派出所教导员黄舸从接触到的一些校园暴力案件中发现，很多施暴者对于施暴行为有着错误的认知。“有的孩子自身处理问题能力有欠缺，网上暴力视频的传播导致认识出现偏差，以模仿的形式处理问题；有的孩子认为暴力是力量的象征，希望通过暴力展示力量、建立自己的小团体，树立威风。大部分施暴者都认为，实施暴力和欺凌行为并不会受到惩罚。”黄舸坦言。
黄舸说，由于现在信息渠道的多元化，校园暴力正呈现“跨学校，多联系”的特点，演变成了“互不满意，网上对骂，线下约架”的模式，给治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治理】
警察担任法制副校长
护校队提早发现苗头
今年3月，20多个中学生聚集在沙坪坝区某校周围的一处空地，周围群众发现异常后立刻报警。派出所出警后，发现这是一起网上对骂引发的线下约架，及时进行了制止，并通报了学校。
“及早发现，迅速应对，能够有效减少校园暴力事件发生。”重庆警方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果区域内中小学较为集中，如何有效防治校园暴力，特别是群体性暴力行为？重庆的做法是：人防、物防、技防一个都不能少。每年开学季，公安部门都在学校开展“平安课堂进校园”法治教育活动，派驻周边派出所教导员担任学校的“法制副校长”，加强学校的安全指导工作；派出所与学校合作，加大校园及周边巡逻巡防力度，特别是对学生上下学重要时段、学生途经重点路段加强巡逻；在校园公共场所、进出大门和重要通道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定期开展校园管制刀具及危化品专项清理行动等。
“整治校园暴力，要净化校园周边环境，让暴力没有滋生的土壤。”该负责人说，有的辍学学生同社会上一些游手好闲人员勾结对学生勒索威胁，有的学校周边有部分复杂场所。对于这些现象，巡逻民警、责任校警在加强巡逻和整治的同时，与学校保卫处、周边群众建立联系机制，一旦发现有暴力事件的苗头，及时通报，将其遏制在萌芽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学校开始探索“学生自治”。重庆已有学校尝试成立了“学生护校队”，协助学校保卫部门进行门岗执勤、校内巡逻和重大活动秩序维护等。“来自于学生中的护校队，更有利于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促进学校做好预警机制。”该校负责人说，今年4月份，有两名同学发生矛盾，准备约人到校外打架，幸亏护校队了解这一信息，及时报告学校制止了事态恶化。
面对现在校园暴力呈现低龄化的现象，黄舸直言“派出所在处理这类案件时有些尴尬与无奈”。
黄舸说，根据《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要求，18岁以下的违法犯罪行为人只要不涉及8类刑事案件，基本上不使用拘留的强制措施或处罚决定。“有些校园暴力事件，手段残忍，性质恶劣，但由于年龄和伤害程度的限制，达不到拘留或处罚的条件，施暴者在公安机关取证结束后，基本都返回学校继续学习生活。惩戒手段力度的欠缺，造成施暴者对自身行为造成的后果不以为然，再次违法犯罪的几率很大。”
黄舸认为，当前法律应该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惩戒制度，特别是行政处罚以下的惩戒帮教制度，消除“未成年人不需担责”的错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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