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先生在教孙女弹钢琴 黄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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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先生终于还是买到了一张古琴，但比当初学琴时所用的还要差。托人从苏州买来了琴弦，可不会上弦，只好辗转托人请王闲帮忙。王闲是诗人、琴人何振岱的女弟子，在当地颇有声名，当时已经不大弹琴了。
不过，先生对王闲的琴艺很不佩服。之前，福州的某些文艺活动常请王闲弹琴。先生有幸，数次与会。他说：“音都不准，没法听！可他们好像很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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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先生买到了茅盾的《我走过的道路》。先生笑着说：“有一年，茅盾到我们军区来，当时他是文化部长，军区举办舞会招待。有个同事和他跳舞，忽然冒冒失失地问：‘你怎么还不是党员呢？’茅盾很尴尬，苦笑着说：‘我是个可耻的逃兵哦。’事后同事讲给我们听，‘我是个可耻的逃兵哦’（模仿茅盾的口音），我们都觉得奇怪，不知道什么意思。现在读他的自传，明白了。”这是茅盾毕生的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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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先生得假北返，去南京，住章品镇家半个月。两人多年未见，畅谈终日，每天早上清茶一杯，饿则大啖黄桥烧饼，快意异常。烧饼着实不坏，先生临行，还带走两篾篮。
三十一年后，章品镇在他的《告别青云港》一文里提到此事；四十四年后，他又在给我的信里感慨：“此种生活，平生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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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灏来看先生，一起吃饭。从文坛官司，聊到柯灵。
先生忽然笑：“反右后，曾经有人介绍柯灵的女儿给我做女朋友，可我们谈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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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者采访完先生，连连对我说，他总以为老先生家全都是关于音乐的布置，没想到除了钢琴几乎什么都没看到。我笑起来，想起从前曾经自作多情地幻想，先生的妻子大概与先生有共同的爱好才走到一起的吧。
而先生却说，妻子是个工人，经人介绍认识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他们在一起没几年，妻子就去世了。
这些话都是轻描淡写的，没提他与妻子的感情有多深，没提他带两个孩子的艰辛，也没提他被人用枪押着去和病重的妻子见最后一面的场景——这是别人告诉我的。
是音乐在生活中，不是生活在音乐中。就如同与妻子的感情，是深情在生活中，不是生活在深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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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有同乡兼同事张效平，终身好友。张效平得子在先，取名张雷；先生得子在后，取名严锋。合则为“雷锋”，盖其时雷锋宣传正炽也。
严锋生后四年，得次子严锐。“锐”字，大约是从“锋”而来，当真是军旅世家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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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知交都生死两茫茫。后期局面稍稳定，章品镇不断打探先生的下落，终于在南通市委组织部查到先生被遣送回原籍的记录，即请南通的故人邱丰去南通县石港区一带查找。邱丰领命，骑自行车终日在石港转悠打探，终于在五窑砖瓦厂找到先生与严锋父子。
章品镇又写信给他与先生共同的熟人、南通县（后改通州市，今已并入南通市，为通州区）委书记陈文林，告知查访结果。从此，先生的境遇逐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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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与钱仁康1949年在苏州见过面，第二次见面隔了二十多年。
一次和先生聊《钱仁康音乐文选续编》，先生盛赞，随即说：“刚打倒‘四人帮’不久，南通请钱仁康来。因为‘四人帮’有个谬论，说只有标题音乐能表达革命的内容，无标题音乐不能，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所以那次就请钱仁康讲无标题音乐。我没去听。他住在‘刘少奇宾馆’（南公园），我去晚了，他太太已经睡下。我们聊了一会，不知怎么聊到了夏承焘。他忽然说：‘夏承焘也很风流啊！’我当时一楞，正说音乐、词，怎么忽然扯到风流不风流上去了？”
我曾和钱先生通信，他回信特地加上一句：“你在南通，认识辛丰年先生吗？”
没想到他们两人去世的日子，仅相差十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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