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教子的困惑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人之常情。可是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在《洗儿》诗中却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可谓文化大家，诗、词、文、书、画俱达当时顶级，可是当其“洗儿”——小孩出生后三天即为之洗浴谓之“洗三”，于是他写了这首诗，“唯愿孩儿愚且鲁”这和“人皆养儿望聪明”相矛盾了。其实这恰恰是苏轼的真实思想。苏轼还有首《石苍舒醉墨堂》就写“人生识字优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认为孩子不要聪明，不必读书，这反而平平安安。他认为人识字多了反而生忧患，将来可能因为聪明而惹祸获罪。苏轼在嘉佑二年（1657）中进士，六年（1061）应制举入三等，授大理评事，后转大理寺丞、殿中丞。王安石推行新法，他属保守派，元丰二年（1079）被弹劾以诗讽刺新政，被埔下狱，史称“乌台诗案”。出狱后为黄州团练副使。在新旧党争中他仕途屡有升沉，晚年被贬至岭南惠州、海南琼州，遇赦后北归，卒于江苏常州。苏轼论文才可谓一代之雄，论命运却一生坎坷，其原因就在他看清官场弊端又不能按捺不说，或是口头臧否，或是吟诗作文，给政敌抓住把柄就狠狠地整他。他的侍妾彩云说他是“一肚皮不合时宜”在专制政体之下，以言获罪是司空见惯的。苏轼就在于自以为聪明，他能看出“皇帝的新衣”实是未穿衣，因此他说“我被聪明误一生”，这才希望儿子只要认识自己的姓名。不要多识字，多明理，那反而易生祸患。缘此我们可知这些过激的语言完全是苏轼出于激愤之情而说的气愤之语。确实，只有社会清明，法制健全，司法公正，人才不会有因言贾祸的危机，才会希望儿女聪且慧，智商高，知识富，为国家民族做出大的贡献。否则还是生儿愚且鲁的好。